武汉肺炎病亡数据修订 武汉疫情攻坚期经济数据发布

武汉肺炎病亡数据修订 这是恪守制度的正派表现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公布了经过核查订正的武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武汉市的死亡病例比原来报告的死亡2579例增加了1290例，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的死亡人数也应由之前的3342人增加同样的数据，上升为死亡4632人。

这是一项依照法律规定所做的负责任的修正，它是对所有这场疫情中病亡者和他们家属的告慰，也是对中国社会的应有交代。

近来舆论场上存在对有关部门“瞒报”新冠疫情死亡数字的质疑和指责，西方也有人极力炒作这个话题，武汉市没有受这些声音的影响，坚持推进传染病防治法等要求的程序开展核查订正，这是坚守制度有勇气的正派表现。恪守真实是原则，其他都往后排。

需要指出的是，有事后严格的数字排查和校正，说明恶意瞒报从来没有真正的空间。有人臆想中国有组织地“编排了”新冠疫情的“恰当死亡数字”，这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其中有些人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抗疫期间的工作运行机制，还有些人是自己内心不敞亮，总把事情往坏的方向想。

众所周知，武汉疫情暴发的早期，患者持续增加，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很容易导致漏报误报在基层发生。当时核酸检测能力和收治能力都不足，而对病人死因的准确确定和对这种确定的严格监管、死亡人数的联网统计都是逐渐建立起来的。

在民间，一直都有疫情初期分不太清一些患者是不是死于新冠肺炎的推测和议论，应当说，对死亡人数存在一定误差，人们是有正常心理准备的，也是能够理解的。

同样完全可以推测，世界上疫情严重的大部分国家目前统计的死亡人数都不会很准确，由于很多新冠肺炎患者终死于并发症，搞错了他们死因，统计方式存在一些混乱的情况多半都会存在。

总之这原本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抗疫在技术层面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只是因为一些人出于政治原因对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盯得太紧，提前就把它政治化了，才构成了某种敏感。

事实上，中国作为个举国动员对抗新冠肺炎的国家，并没有死亡多少人才属于“特别多”的参照。武汉人民在疫情高峰期间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这无需数据来描述。在统计体系确立起来之后，瞒报死亡人数实在想不出对谁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而那样做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却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不是一个可以无法无天编造关键数据的国家。恶意编造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疫情数据，所有人都知道那是犯罪。而且那样做需要很多部门和很多人的高度协作，它又是那么容易被戳破、穿帮，完全可以说，这样的恶意编造在今天的中国根本无法操作。

经过校正的新数据今天公布了，希望它的权威性能够让相关的争议一锤定音。这件事再次提醒了我们，中国官方公布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人拿着政治放大镜细究，根本出不起差错，因为其中的技术性误差很可能被加上政治罪名。中国各级官方机构今后需要比世界上的任何机构都慎之更慎，尽量从一开始就确保数字的高度准确，这牢靠。

武汉市订正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为何出现数据差异？

4月17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确诊病例死亡数订正情况的通报》。

通报指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逝者负责的原则，为确保全市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数据准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门成立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组织市卫健、疾控、公安、民政、司法、统计等部门，线上对武汉市疫情防控大数据信息系统、市殡葬信息系统、市医政医管新冠肺炎信息系统、市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系统中的病例进行线上比对、去重、补全，线下按照全覆盖、无遗漏要求，对所有涉疫地点数据进行全采集，包括发热门诊、医院、方舱、隔离点、涉疫社区，以及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管辖的监所、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对所有病例个人信息全采集，通过医疗机构、街道社区、基层派出所、患者所在单位及家属，逐人排查核对，截至4月16日24时，确诊病例核增325例，累计确诊病例数订正为50333例；确诊病例的死亡病例核增1290例，累计确诊病例的死亡数订正为3869例。

出现以上数据差异的原因：一是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收治能力严重不足，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二是在救治高峰期，医院超负荷运转，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三是由于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既有部属、省属、市属和区属医院，也有企业、民营医院和方舱医院等，少数医疗机构未能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报送信息。四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存在重报、误报情况。

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订正后，数据有什么变化？4月17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作出具体解释，截至4月16日24时，原对外公布我市确诊病例为50008例，因部分患者曾跨区就诊、到多家医院就诊，导致重复报卡的217例应核减；因迟报漏报未及时公布的既往病例542例应核增，实际累计确诊病例应订正为50333例。

关于确诊病例死亡数，负责人表示，截至4月16日24时，原对外公布我市确诊死亡病例为2579例，其中重复报卡的确诊病例、不是新冠肺炎的其他病例共164例应核减；未住院死亡未能上报疾控信息系统，以及部分医疗机构迟报漏报的确诊病例共1454例应核增，实际累计确诊病例死亡数应订正为3869例。

武汉疫情攻坚期经济数据发布： 消费为去年六成，投资下降72%

3月30日，武汉市统计局发布2020年1-2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这些数据是进入2020年以来、同时也是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市进度统计数据。

和全国情况一样，受疫情冲击，武汉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指标全部负增长。其中投资尤其是工业投资受冲击大，1-2月降幅达83.2%，而去年同期工业投资则是快速增长了14.7%。

4月8日，武汉将解除封城措施。目前，武汉部分工业、制造业已经复工，商业也开始恢复，这座受疫情影响重的城市正在慢慢复苏。

投资受影响大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起，武汉开始封城，1月下旬及整个2月武汉所有经济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

体现在数据上，武汉主要经济指标全部应声回落，且下探幅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1-2月，武汉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538.55亿元，下降31.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3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38.69亿元，只有去年同期六成规模，降幅达42.1%。

相对而言，武汉的进出口受影响较小。1-2月，武汉实现进出口总额274.3亿元，下降12.8%，是主要经济指标中降幅小的。其中，出口总额128.5亿元，下降28.8%。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秦尊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疫情期间武汉封城暂停了一切经济活动，为全国乃至全球控制疫情赢得宝贵时间，做出了巨大牺牲。

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看来，武汉是全国疫情严重的地区，短期来看，肯定也是经济受疫情影响大的地区。

不过，疫情对各大城市的冲击也有所差别。比如，广州受冲击大的是工业。1-2月，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1.8%，而出口、消费、投资表现都好于全国水平。

对武汉而言，封城两月带来的冲击，强烈的是投资。1-2月，武汉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下降72.9%，其中工业投资更是骤降83.2%。去年同期，武汉固定投资增速是10%，明显快于全国速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历来是三大投资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更在全国楼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19年武汉楼市成交量稳居全国首位，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约3%的比重。但疫情令武汉楼市降至冰点，2月武汉新房和二手房零成交。

通常一季度经济总量占全年比重较小，约20%左右，而1-2月份占比又更低一些，约占整个一季度经济总量的60%，所以接下来观察武汉逐步复工后的经济数据也尤为重要。

虽然封城期间武汉交通受管制，物流不畅，但其物价水平与全国相差不大。1-2月武汉CPI上涨5.6%，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5.3%。

据武汉市发改委消息，自1月23日以来，全市供应粮油超过13万吨。至3月28日，当地超八成米面企业复工复产，成品粮库存可满足城镇人口38天的供应。

产业基础支撑经济复苏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的影响，武汉经济大概率会延续前几年的繁荣态势。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武汉GDP达16223.21亿元，位次从全国第九升到第八。在经济增速上，去年武汉GDP增长7.4%，虽然增速较上年放缓0.6个百分点，但在17个“万亿元城市”中位列第四，增幅仅低于长沙、成都和南京。

武汉的经济结构也已发生巨变，2019年武汉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60%，占比较上年快速提升了6.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加速优化。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武汉遭受重创。秦尊文表示，对武汉绝大多数企业来说，2月份颗粒无收，3月份也严重歉收，预计武汉一季度GDP和上半年GDP将会负增长。

被疫情耽搁的这两个多月，以及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波，会否重新改写武汉的城市地位？

陈耀认为，武汉本身发展基础良好，不仅有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还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预计疫情过后城市地位不会有大的影响。接下来武汉要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加速把损失抢回来。

根据规定，武汉4月8日解除封城。家在武汉的秦尊文介绍，目前武汉正在小心翼翼地推动经济社会恢复运行秩序，工业、制造业有一部分已经复工，商业刚刚开始恢复。

“武汉可以效仿其他城市，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陈耀建议，如此既有利于拉动消费激活经济，又能满足民生需要。

秦尊文认为，武汉虽GDP总量小于重庆、成都，但人均GDP高于前者，具有很大消费潜力。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疫情受控后，中央要加大对武汉的支持力度，武汉有全国“5G+北斗”创新实验室，去年“四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5.7%，具有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条件。